高考“零分考生”徐孟南这些年：依然在“南墙”前徘徊

徐孟南最近在学校宿舍专心剪一些小动画，呆在家里。疫情中学校关闭对他没有影响。他是一名33岁的本科生，住在六人间，经常一个人剪片子到半夜。他打算毕业后以此谋生。

你在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他的一切，都还是关于他高考努力得零分的事件。

徐孟南在2008年的高考中故意一题不答，在试卷上写满了自己的教改思路。检查后看到没有吸引媒体和专家，他离家出走，想尽办法引起社会关注。

14年过去了，他已经出去工作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业。他似乎放下了各种现实的期待。即使他努力高考得零分，即使他学做视频“起步晚”，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动漫号能大一点，能在里面“加点自己的东西”，但这几乎停留在想象的层面。

他习惯了自己的沉默。他故意想得零分的时候，担心了两年，没让任何人知道。

我告诉他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他的青春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，我无法和他交流。徐孟南孟楠告诉我，“他可能在别处找到了倾诉的对象。”

他想和全世界对话，按照自己的想象“广播”，却没有得到想要的回音。

在他设想的教育体系中，孩子要在初中就确定志向，不想学的科目可以提前放弃。但现在，在自己的生活中，他对出路的答案依然很少。

2022年9月，在蒙城县等待开学的徐孟南。该报记者葛宁鸣试图“说服世界无效”。2012年前后，徐孟南建了一个叫“高考0分钟”的网站，最近没怎么更新；他觉得自己的余生有限。

“零事件”结束后，我换了几份不同的工作，做过一些轻体力劳动，也从事过淘宝店铺运营。在再次参加考试之前，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监督机器，为流水线上的产品雕刻图案。磨蹭到下班时间，随便逛逛。

“高考0”网站截图“我后来结婚了。”他淡淡地说。婚姻是我家介绍的，没多久，留下了两个孩子。旁边是他的儿子，今年十岁左右；性格好动，不像他，还有点怕他。暑假他睡一个房间，儿子和爷爷奶奶睡另一个房间。

这学期初，徐孟南的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到县城的一所私立寄宿制小学。学校只能两周回家一次。作为父亲，徐孟南很不情愿，但他记得把孩子从家里送到村里的小学要走一段路。他不能去学校接他们，父母每天去接也很危险。而且现在农村小学规模小很多，有的班只有个位数的学生。

徐孟南孟楠有点自嘲，说自己没能完全践行“教育理想”。虽然他不认为学习成绩很重要，但他现在会检查孩子的暑假作业，看到不对的地方会给孩子解释。有时候一天聊两三个小时:“我哥的女儿每天都去补习班，所以两三个小时感觉不是很长。”

高考后，徐孟南的外部世界发生了多次变化。新一代学童的压力仍然根深蒂固，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。曾几何时，徐孟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——应该让青少年早一点选择人生方向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留在家乡工作。这样，成为父母后，他们就不用出去工作了。

现在即使偶尔有记者打电话，也很少有人问他对教育的看法。

他仍然坚持自己高中时的想法没有错，虽然不是很原创。他从韩寒的一篇题为《穿棉袄洗澡》的文章中得到启发:“对于以后不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，数学只要达到二年级水平就绝对够了。”

十七岁的徐孟南读了信，觉得有道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结论大致是应该从中考开始调整。他仔细整理了这些思路，运用到高考试卷上:所有初中毕业的学生，都要写一份毕业报告，确定自己的理想。在高中，他们只学习相关的科目。想当作家的不一定要学数学，想当医生的不一定要学语文。

那时候，他每一个细节都记日记。据他自己说，这些日记后来被他父亲烧掉了。他回忆了一些片段，发布到网上。他描述说，在高考前的几天里，他在脑子里反复背诵自己想在试卷上写的东西。路上遇到同学，他还是和他们打招呼开玩笑，只担心事后怎么和父母解释。他和几个同学租住在县城，父母外出打工。他们之间没有多少接触。

到了考场，他的心态“很平常”，最矛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在纠结要不要这么做之前，他没有想象过后果，就像他无法想象死亡的感觉一样。后来，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，高考快到了，他去吃炒面，在老板和老板娘多给他的错觉下，“就像被斩首前的饱餐一顿”。

高中一段时间，按照学习成绩排座位。因为他不明白读那么多课程的意义，所以渐渐地就在后排落脚了。

坐在后排，他看着当时认为自己“被教育毁了”的同学，比如同学A，“学习努力，但不在聪明人之列。”压力之下，考试成绩逐渐下降。徐孟南心想，只要学几门自己擅长的课程，肯定能学得漂亮。

十年过去，近几年，徐孟南考上了安徽艺术学院的专科，然后继续读本科。在他的视野里，不仅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没有减轻，从未经历过的大学生活压力也很大，甚至可能比十几年前还要大——现在临近毕业，他的同学有的考研了，有的考了，有的考了教师资格证，还有人要求班长不要参加学校活动，一刻也没有放松。

他似乎不能理解别人的焦虑:“他们担心自己考不上，不知道考不上怎么办。也徐孟南他们只是觉得这很重要。”

“不能走那一步”

如果人生不应该充斥着你不喜欢的课程，你该怎么处理？

那次事件后，徐孟南在上海和浙江的工厂工作。事后，那种生活有我可以怀念的东西:他在工厂干活，脑子可以飞跃。

但他并不认同大多数劳动者的业余生活。从他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物质生活。下班后，他们逛街，吃饭，喝酒，睡觉。他也可以和这些同事一起玩，但是他不开心。

他欣赏的是，有些同事在厂里搞打磨比赛，比别人更快更好。至少说明这些人来厂里工作不是纯粹为了钱。徐孟南还将这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对比。如果说以前大部分人选修的课程少，业余时间找自己的兴趣，“(工作)只是他们的生活来源，工作之余可以有自己的爱好。”“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喜欢，没有乐趣，即使他有很多钱，他还是什么都不想做。这不是很难受的事情吗？”

徐孟南上班的时候会听一段高中语文老师上传的音频节目，一部分讲解文学作品，一部分讲述学习方法和心态。很难说是哪一句话触动了他，让他决定重新学习。

有一段时间，他总是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教室，时而开心，时而难受。“可能是渴望进入过去，我的心”。

他曾经是学生中的“精英”，我特意让他证实了这个描述。他觉得，可以这么说。此前，一些学生回忆说，徐孟南在初中时成绩很好。他有时和家人一起下地，独自蹲在田埂上做数学题。

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并不觉得做这道题很难。“那时候不像现在，问题太多了”，只是课本上的一些例子。他说，如果你再做一次，你会记得的。父母去地里忙。反正他没事干，就翻来覆去做那些题。

当时脑子很简单，想说说做题的动力——“考上大学。”他记得村里的小学老师和镇上的初中老师都说:“那就成家吧，等等。”

他记得因为他成绩好，表现好，老师们对他照顾得很好。比如他初中的时候和同学打架，老师会说:“肯定不是你的错，肯定是他的错。”

一学期的第一节课，他也被老师“展出”了。他不需要说话，只是和另一个同学站在讲台前。老师介绍他的优秀，要求同学们向他学习——“应该很紧张。”他想起不需要自己讲，不然可能讲不好。

在他的感觉中，“站起来就是露脸”。徐孟南有个当课代表的小愿望，但一想到课代表要找很多人收作业，他就会提前害羞，迈不出那一步。

他从小就是个不合群的孩子。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和村里一个“孩子王”的堂弟玩。孩子多，徐孟南孟楠觉得“进不去”；在课堂上，不仅不能当班干部，不能当课代表，还不能在课堂上回答问题:“脸红了，声音颤抖了。”有的老师可能会照顾他，后来就不叫他了。

他也想过改变自己。他记得他在高一有一个讲座，是在晚上举行的。他自荐给同学讲课，但在心理建设的情况下，那一次行动自如。但是这个活动后来没有举办。

他非常抗拒考试，尤其是数学。他做的很慢，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完，很害怕。

他没有对身边的人说这些话。和他一起租房的高中同学，只记得这个人是个独来独往的人，总是熬夜，“什么都自己憋着”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每月回一次村里的家。我父母出去工作了。爷爷奶奶看着他，没有催他学习。他们就是不让他看电视，还怪他“浪费电”。

上学很痛苦。高中以后，我要写作业到深夜，还要考试。高一的时候，他想过退学。那时候他父母刚出去打工，他不好意思跟他们要钱。他觉得自己得赶紧把所有的知识学完，出来找什么生意。他没有考虑过。

人生“掌舵”之难

家里第一台黑白电视，他记得是初中买的。徐孟南喜欢看当时流行的刑侦剧。有时候，他会想到其他自己可能走过的路，比如考警校，成为一名警察；小的时候想当老师，但是所有的想法都很模糊。

徐孟南想起自己可能对收费的东西比较感兴趣:上初中的时候，要骑自行车读书，要骑乡村土路来回四五公里。放学晚了，晚上很黑。他想到用旋转踏板驱动发电，做一个没有电池的车灯。但这个想法也在黑暗中闪过，他后悔没有老师的指导，否则可能已经实现了。

但是，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会做一些“大事”:“我在想，如果一个人活不了几年，他可能真的需要留下点什么，做点贡献。人怎么能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呢？”

这个想法在小学就萌发了，他需要为它找一个具体的内容。

做“大事”的想法，不止羞于说出来。徐孟南孟楠隐约觉得，有这种想法是一件错误的事情。“教改”的想法产生后，他回想起自己像防贼一样防着别人，觉得自己做“大事”的方式不能中断:如果告诉谁，那个人就会把情况汇报给父亲，那他岂不是要被带走工作，不能参加高考？

徐孟南孟楠形容自己“更喜欢有目的地做事”。

这一点至今没有完全改变。比如他根本不喜欢写作，却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，还写了相关小说:“因为有目的。”

当他没有目标时，他似乎缺乏动力。看了一些关于韩寒当时批判教育的文章，就埋头“挖掘一些好的教育节目”，其他的文章韩寒就不看了。即使他曾经泡在县城的网吧里，在网上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，也不是顺便学会打游戏的。

视觉中国网吧资料图他刚刚在一家网吧听了一首《白狐》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桑松，“我是一只练习了一千年的狐狸，我孤独了一千年。有人能在夜深人静时听到我的哭声，有人能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我跳舞……”现在听到这首歌，徐孟南就会感到悲伤，想起自己的过去。

“什么都不喜欢”“感觉不好”的人就是自己。他没有理想的职业，也没有像样的爱好——他不喜欢运动，比如打篮球。初中“成绩差的(同学)会玩，成绩好的一般学习”；他不读穿越小说，也不崇拜。

他缺乏对城市的向往。他的父亲有制作烟花的技能。在他没有外出打工的时候，徐孟南一年四季唯一一次去县城是正月十五跟父母在城里卖烟花。他总是不开心，只想呆在家里过春节。

我上的是蒙城二中，当地数一数二的学校，离县城中心很远。最近的政府机关是蒙城邮局。他经常路过，从来不看那栋楼。他不知道办公室工作。

高考结束后，徐孟南先在上海郊区工作，后在南京读本科、实习。但他不喜欢上海，也不喜欢南京，觉得“密不透风，眼界太短”，没有家乡那么宽广。

他一直想效仿2006年高考考生蒋多多，在试卷上表达对教育的不满。高考前，他下定决心。

之前他加入了一些QQ群宣传自己的“想法”，有时候说完就赶紧退出，怕和别人发生冲突；直到他开始在高考试卷上写早已准备好的“竞选”，他才紧张起来，生怕被老师看到。每当监考老师从他身边经过时，“我就故意挡住”。

意外的收获

高考结束后，徐孟南前后“自杀”了两次。

他要的是躲起来，顺便留下遗书，吸引记者来报道他。他不能很好地呆在家里。第一，他觉得分数公布后无法面对父母。第二，他希望记者来，又害怕见记者。

第一次“自杀”，他在县城转悠了一天，然后回到原来的租住处，没动“遗书”；第二次是高考放榜之后。在网吧，他看到自己居然考了143分，很难理解这些分是从哪里来的。他在网上搜了安徽电视台和一些报纸的热线，去了超市，用公用电话给他们一个个打电话。一些人说他们已经写下了原因，而另一些人则对他的揭露“不感兴趣”。

受刺激，他修改了“最后一封信”，坐车去了附近的利辛县城。这一次，我流浪了两天一夜。我不忍心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。我自己回去了，但是没有回家。而是去网吧通宵上网。

徐孟南描述说，他之前和父亲在电话里约好，第二天早上在网吧门口见面。早上，爸爸没有来。他看见班主任抱着一个孩子在中学门口徘徊。班主任看到了他，用如释重负的语气告诉他，他爸爸找遍了整个城市都在找他。他只是在想:为什么我父亲最后一封信没有去报社？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还是找家里要钱，去网吧找热线，然后忍着被记者嘲讽的恐惧，给报社打电话。

安徽某媒体根据他家电话找到了他。他记得打了50分钟电话，说了很多。他“超级紧张”。报道发表前，他听从家人安排，先去上海打工，后去浙江姐姐开的小旅馆帮忙。后来，当这篇采访被刊登在报纸上时，徐孟南发现并没有介绍他的“教育哲学”，又一次感到失望。

徐孟南在网上发表了很多鼓吹自己观点的文章，后来自己装订成册。张伟摄父亲的言论也被列在那篇报道中。父亲说:“我看到他写了很多东西。我不识字。我不知道他写了什么。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们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”那段时间，他没有手机，姐姐也不准他再出门上网。酒店有很多工作，营业到很晚；他有一次坐在小饭馆门口哭，“既难受又没心没肺”。

之前有电视台请他上节目。他不想去。节目组的人在村里找到了他表哥，几经磨劝，他才去面对镜头。他不喜欢录节目，“背台词”大致就是准备一些要说的话，上台前排练一下。“如果我现在被要求上去，我可能会告诉他们这件事。我那时候一直想说，但是说不出来。”他的网站将更新到2021年，宣传“教育理想”，但他很害羞，不喜欢制作视频。

从高考到重考，他活了十年没有学历，说话也是隔空喊话。问我为什么不复读，我还是得到了一个20岁年轻人才会有的答案。可能是对坎坷之路的抗拒，对“站着回答”的恐惧，也可能只是一种懒落；他说他不愿意:“想到因为学校老师叫我做的事，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(我必须做的事)，我就心疼。”

现在你问他，他会说他还在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，想当个动漫博主赚点钱就出国读个教育学学位。他也知道，也徐孟南两年后，他还是会待在家里，做一个半高的动漫博主。但是，归根结底，拥有一个“理想”的公司是幸福的。它温暖了他。